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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四大案之郭桓案:反腐败的政治经济学

发布时间:2015年01月08日  来源:荆楚网  编辑:

 

    柴杰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当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员李、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等共同舞弊,侵吞地方上缴国库的秋粮,偷盗库存金银和钱钞。经查,此案牵连全国的12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等;根据朱元璋《大诰》所说,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精粮2400万石,而当时国库一年收入是2940万石,数额触目惊心。朱元璋大怒,下令处死所有涉案中央高级干部,对涉案各级官员和通同作弊者亦严刑追究,《明史》载:“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同时开始大规模追赃,共追回粮食700万石。由于此案涉及官员与民间豪强勾结,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大地主多有牵涉其中,因此江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多有因此案破产者。
    “郭桓案”被世人称为明初四大案之一,朱元璋在此案处理过程中充分贯彻了其“重典御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的吏治思路,凡涉案者无不遭受重刑,株连甚广。
    明朝初年,百废待兴,迅速恢复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成为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主要议题,“务培邦本,使食货充而国用足”,也就是要同步实现民富与国强,这是朱元璋一朝的经济基本国策。洪武元年,朱元璋晓谕百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经过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全国范围内经济形势已经好转,百姓已经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朱元璋发现,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有几个问题严重干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态:一是勋功贵族日益扰乱国家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朱元璋建国后,论功行赏,封赏百官,勋功贵族封田遍布天下,尤其是国家富庶之地。但是勋功贵族多有违法犯禁的行为,甚至“所赐公田庄佃,多依势冒法,凌暴乡里”,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朱元璋于洪武六年命工部铸造铁榜申诫公侯,列举了“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屯田佃户、管庄干办、火者、奴仆及亲属人等依势凌民、侵占财务者”等多种违法乱禁的情形及处理规定。
    二是地方豪强实力渐强,并与勋功贵族、各级官吏逐步勾结。以富庶的江浙地区为例,自古以来就有“天下税赋半江南”“苏松税赋半天下”的说法,也是豪强地主数量最多的地区,当地的大地主为逃避赋税,“大率以田产寄他户”.“他户”就是明初的勋功贵族。同时,地方豪强与各级官吏勾结,或通过伪造册书、谎报灾荒的方式,骗取国家救灾粮款;或隐瞒田产逃避税收;或将本应由地主负担的赋税转移至百姓头上,“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一个由勋功贵族、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地方豪强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
    早在“郭桓案”爆发之前,经济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洪武十三年,吏部奏报,全国“税课司局岁收额米不及500石者达364处”,显示出国家税收能力受到了影响。而到“郭桓案”爆发时,暴露出来的问题更是触目惊心,浙西一地秋粮应上缴450万石粮食,郭桓与浙西官员上下其手,只上缴粮、钞等合计200万石,郭桓自己收钞50万贯,剩余由当地官员瓜分;应天等五府夏税秋粮等全部被瓜分,“无一粒上仓”.这表明,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已经被严重扭曲,中央在经济领域的权威已经遭到了巨大的侵蚀,无怪乎朱元璋要痛下杀手。
    “郭桓案”历时不到4个月,雷霆万钧,朝野震惊。朱元璋通过查办“郭桓案”,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首先澄清了吏治,健康了国家的政治生态。“郭桓案”的表现形式是针对官僚队伍的反腐败行为,该案涉及人员,上至六部尚书,下至地方小吏,凡有牵涉其中者,无不遭到了严刑处罚,形成了极大的震慑效果,“一时守令畏法,……民人安乐,吏治澄清百余年。”其次整顿了国家经济秩序,增强了中央的经济权威。“郭桓案”摧毁了由勋功贵族、官僚、地方豪强组成的腐败网络,隐瞒的土地、人口重新纳入政府税收范围。同时,豪强地主的破产,扩大了农村自耕农的比重,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直接促成了“永乐盛世”的出现,史载“洪永熙宣之际,府藏衍溢”.
    最后还要提一点,“郭桓案”促成了大写数字的出现。“郭桓案”后,朱元璋将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以杜绝贪官污吏通过篡改数字贪赃枉法。
    从“郭桓案”的讨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反腐败不仅仅是一种澄清吏治的政治行为,而是有着丰富政治经济内涵的重要举措。腐败的出现意味着社会经济、政治运行出现了问题,意味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出现了扭曲,而反腐败恰恰就是对扭曲了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从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反腐败是政治学,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

                                                                                               柴杰

    “郭桓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当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状告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员李、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等共同舞弊,侵吞地方上缴国库的秋粮,偷盗库存金银和钱钞。经查,此案牵连全国的12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等;根据朱元璋《大诰》所说,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总计精粮2400万石,而当时国库一年收入是2940万石,数额触目惊心。朱元璋大怒,下令处死所有涉案中央高级干部,对涉案各级官员和通同作弊者亦严刑追究,《明史》载:“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同时开始大规模追赃,共追回粮食700万石。由于此案涉及官员与民间豪强勾结,尤其是江浙一带的大地主多有牵涉其中,因此江苏、浙江一带的豪门大族多有因此案破产者。

    “郭桓案”被世人称为明初四大案之一,朱元璋在此案处理过程中充分贯彻了其“重典御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的吏治思路,凡涉案者无不遭受重刑,株连甚广。

    明朝初年,百废待兴,迅速恢复经济,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成为摆在朱元璋面前的主要议题,“务培邦本,使食货充而国用足”,也就是要同步实现民富与国强,这是朱元璋一朝的经济基本国策。洪武元年,朱元璋晓谕百官:“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经过十几年的休养生息,全国范围内经济形势已经好转,百姓已经逐步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朱元璋发现,随着国家形势的好转,有几个问题严重干扰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态:一是勋功贵族日益扰乱国家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朱元璋建国后,论功行赏,封赏百官,勋功贵族封田遍布天下,尤其是国家富庶之地。但是勋功贵族多有违法犯禁的行为,甚至“所赐公田庄佃,多依势冒法,凌暴乡里”,问题层出不穷。以至于朱元璋于洪武六年命工部铸造铁榜申诫公侯,列举了“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屯田佃户、管庄干办、火者、奴仆及亲属人等依势凌民、侵占财务者”等多种违法乱禁的情形及处理规定。

    二是地方豪强实力渐强,并与勋功贵族、各级官吏逐步勾结。以富庶的江浙地区为例,自古以来就有“天下税赋半江南”“苏松税赋半天下”的说法,也是豪强地主数量最多的地区,当地的大地主为逃避赋税,“大率以田产寄他户”.“他户”就是明初的勋功贵族。同时,地方豪强与各级官吏勾结,或通过伪造册书、谎报灾荒的方式,骗取国家救灾粮款;或隐瞒田产逃避税收;或将本应由地主负担的赋税转移至百姓头上,“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一个由勋功贵族、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地方豪强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

    早在“郭桓案”爆发之前,经济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洪武十三年,吏部奏报,全国“税课司局岁收额米不及500石者达364处”,显示出国家税收能力受到了影响。而到“郭桓案”爆发时,暴露出来的问题更是触目惊心,浙西一地秋粮应上缴450万石粮食,郭桓与浙西官员上下其手,只上缴粮、钞等合计200万石,郭桓自己收钞50万贯,剩余由当地官员瓜分;应天等五府夏税秋粮等全部被瓜分,“无一粒上仓”.这表明,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已经被严重扭曲,中央在经济领域的权威已经遭到了巨大的侵蚀,无怪乎朱元璋要痛下杀手。

    “郭桓案”历时不到4个月,雷霆万钧,朝野震惊。朱元璋通过查办“郭桓案”,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首先澄清了吏治,健康了国家的政治生态。“郭桓案”的表现形式是针对官僚队伍的反腐败行为,该案涉及人员,上至六部尚书,下至地方小吏,凡有牵涉其中者,无不遭到了严刑处罚,形成了极大的震慑效果,“一时守令畏法,……民人安乐,吏治澄清百余年。”其次整顿了国家经济秩序,增强了中央的经济权威。“郭桓案”摧毁了由勋功贵族、官僚、地方豪强组成的腐败网络,隐瞒的土地、人口重新纳入政府税收范围。同时,豪强地主的破产,扩大了农村自耕农的比重,为社会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直接促成了“永乐盛世”的出现,史载“洪永熙宣之际,府藏衍溢”.

    最后还要提一点,“郭桓案”促成了大写数字的出现。“郭桓案”后,朱元璋将记账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以杜绝贪官污吏通过篡改数字贪赃枉法。

    从“郭桓案”的讨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反腐败不仅仅是一种澄清吏治的政治行为,而是有着丰富政治经济内涵的重要举措。腐败的出现意味着社会经济、政治运行出现了问题,意味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出现了扭曲,而反腐败恰恰就是对扭曲了的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从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反腐败是政治学,也是一种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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