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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东晓专栏:执法何需用“偏方”

发布时间:2015年09月02日  来源:吴东晓(原创)  编辑:

  进入8月,为有效遏制“中国式过马路之闯红灯”,深圳交警在全市范围内出动1200名警力,设置300个行动组,在全市130个重点路口、路段,重点查处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一个月,查处此类违法行为24648宗,运动式执法行动,收到阶段性成效。近日,深圳市交管局相关负责人向《法制日报》记者透露,正与有关征信机构接洽,欲联合建立征信体系,将交通违法与个人信用贷款、买房等挂钩,通过此举遏制行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以期达到一举根治“顽症”的目的。

  闯红灯与毒驾、酒驾,严重超载、超速及危爆物品违法运输等相比,同是违法,但造成的违法后果显然要轻微很多,这仅从交通违法行为的处罚便可看出,一则,除非阻挠执法,暴力抗法,一般情形下,不会将违法行为人行政拘留;再则,处罚的金额也不大,均在百元以下。如北京的处罚金额在10—20元,南京在20—50元不等。

  由是观之,将“闯红灯”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员也纳入贷款、买房这一完全属于经济活动的征信体系中,显得风牛马不相及,此番借他山之石开出的整治“偏方”,更有滥用公权、滥施虎狼药之嫌。

  2013年以来,全国大中城市均开展了一系列针对行人和非机动车辆闯红灯的运动式执法活动,但“闯红灯”依旧屡禁不止。这一违法行为,成为全国性的交通管理难题,也可谓“法难责众”。

  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原因无非有三,一是公德意识、交通法规意识淡漠,将交通标识视而不见,我行我素;二是常伴有侥幸心理,以为自己注意点,机动车便不会撞到自己;三也不乏个别人有即便被撞,也有肇事者埋单、连本带利敲他一笔的心理作祟。

  现今,各地交警往往在强(机动车)、弱(行人、非机动车驾驶员)的定势思维下主导事故处理工作,这是片面的维稳保安、人性化执法的心理使然。其结果是,往往处于全责、主责的行人成为次责或无责,在警方撮合下,肇事司机因有足额的保险予以默认。长此以往,定责成为在人性化执法招牌后橡皮筋,可长可短,可松可紧。这也是法治丧失严肃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违法活动的治理不能单靠运动式执法,运动式执法往往只是一出公众临时参与的狂欢剧。执法活动应是不间断的持续和固守。交通安全宣教应纳入国民素质教育这一大体系之中,实现全社会的无盲区覆盖。至于一些城市的“拉麻绳”、“戴绿帽”不过是点缀法宣活动的应景之作,既然收效甚微,甚至舆论哗然,那么不用也罢。

  小红灯背后折射出法治社会管理和执法活动的大缺憾。

  “红灯”是法治社会的一只信号灯,它是规矩的信标。红灯停、绿灯行。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对于交通违法处理之类的社会管控,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的关健是一以贯之的以责论处,不掺杂念。如果,我们在法治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不再盲从于和稀泥式的“和谐”、“维稳”及“人性化”执法,让标准化、规范化执法纳入日常执法活动中,真正做到依法定责、法不容情,包括闯红灯之类的违法行为是会逐步得以纠正的。那又何需急于功利,擅用公权,炮制一剂偏方类的虎狼药呢?!

  初期,因闯红灯引发事故的责任认定,我们可能在情感上难以承受,但只要以法律为准绳,不偏不倚,公开、公正、公平,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 “讲规矩”这一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也会最终化为公众本能的、自觉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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